广东餐饮协会对美团的“发难”还在继续,并且愈演愈烈。
4月13日,美团对于佣金问题发声说,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14日,广东餐饮协会引用海丰县小餐饮行业协会的报告称,该协会共有约120家商家上架美团外卖平台,2019年无一家商户的佣金抽成低于20%。
餐饮商家对于外卖平台的指责不仅是美团,2月以后,各地多家餐饮协会相继发声,呼吁美团和饿了么降低外卖佣金。
平台与商家的矛盾为何这段时间如此密集?双方各执一词,矛盾仍未平息,能否有解决办法?
一位互联网法律专家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与疫情时期线下餐饮店面临生死存亡环境有关。但本质原因,和外卖平台的商业模式有很大关系。互联网经济进入到下半程之后,经营的业务越来越沉,当线下成本上升,他们无法内部消化,不可避免转嫁给消费者和上下游商家,从而造成抱怨,引发成这样的事件。
商家要求平台降佣,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平台应不应该降佣?他告诉记者,这会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
疫情加剧矛盾
“疫情是加剧了矛盾的出现,”上述互联网法律专家对记者说,疫情较大幅度提升了外卖平台的用工成本,同时导致线下餐饮商家只能从线上获客,这进一步激化了平台与商家之间的矛盾。
今年2月以后,河北省饭烹协、重庆市工商联餐饮商会和南充市火锅协会、广东餐饮协会等均相继发声,呼吁美团和饿了么降低外卖佣金。
一位经营100多家连锁店的京津冀快餐连锁店创始人告诉记者,外卖平台抽佣在15%到20%之间比较合理,可以达到店铺盈利的水平。如果超过20%,店铺就会很难受。
他算了一笔账,餐饮店毛利率一般为50%到60%,如果砍掉30%以上平台抽佣费用,商家只剩20%—30%之间的利润。这个利润再用来平摊房租的支出和人工水电的支出,商家几乎不赚钱,甚至赔钱。
一位研究电商行业多年的大学教授告诉记者,疫情前,餐饮店有堂食和外卖两个渠道,可以支撑外卖佣金。现在疫情原因,商家基本只靠外卖,就很难承受。尤其是大型餐饮企业,人员、店面成本等压力更大。
对于商家要求降低佣金的做法,刘远举认为,是商家的正当权利,“任何时候要求降佣,都是合理的,这可以视为市场行为。”
平台难题
4月13日,美团首次对商家要求降佣的声音做出回应,作为外卖平台,美团认为自己也很委屈。4月13日,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在采访中提到,2019年第四季度,美团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也不到2毛钱,平台的绝大部分收入需要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
与阿里、京东、拼多多等实物电商的商家入驻费、营销费收入相比,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主要依靠佣金获得收入。
外卖平台佣金由三项资费组成,分别为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其中,配送服务费占到佣金的80%。如果商家不选择配送服务费而自行解决配送,几乎所有商家佣金立刻可以减少到个位数,可能会低于5%。
30分钟送餐到家的配送平台是外卖平台崛起的根本,也是沉重的压力。美团目前最大成本是外卖小哥工资,2019年,美团收入达到 975 亿元,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元,骑手工资占总收入42%。
美团无法降佣的深层原因,是平台商业模式难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阿里、腾讯、百度之后,新崛起互联网经济的平台模式,本应该是智能、轻型运营的互联网经济,但他们正变得越来越沉。”上述互联网法律专家举例说,比如美团、滴滴,以及之前热闹一时的共享单车行业,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沉。
业务沉重的结果,导致无法迅速消化上升的成本,平台就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上下游其他商家,于是引来这些人的抱怨。
该专家认为,要想根本解决这种冲突,需要在商业模式改进。
能不能解决?
平台遇到商家的指责,美团不是首次。此前,淘宝商家也曾大范围指责淘宝,造成“十月围城”事件。最终,淘宝调整了产品,解决了这件事。
美团能不能借鉴淘宝的做法?上述专家认为,因为美团模式很重,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
商业模式的改进,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完成,现在商家和平台双方处于焦灼状态,有什么有效办法吗?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现在只能通过金融手段支持,平台引入信贷等其他手段,先帮助商家活下来,再解决其他问题。
但归根结底,这不是美团一家的事情,“绝不仅仅是靠美团一家解决,可能得是多方面的介入,包括美团、商家,行业协会,甚至包括金融机构,政府的介入,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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