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未复学，职场妈妈的“双重焦虑”该如何破解？

       年初疫情突至，职场妈妈们在陪伴孩子度过“漫长假期”的同时，也在经历复工未复学的煎熬与焦虑。疫情防控期间，有未成年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尤其是职场妈妈有多难？3位职场妈妈分享了她们的疲惫与忧虑、办法与期待。

　　疫情的脚步，没有在2020年的夏天骤然停下。近来，大连、新疆等地出现小范围的疫情反复。一边是尚未入园入学的子女，一边是需要保质保量完成的工作，复工未复学之时，不少职场妈妈面临工作与照看孩子的双重压力。

　　“在公司上班，不用做饭还能午休，居家办公不仅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和钱忆相似，居家办公期间及“后疫情时期”，很多职场妈妈开启了打开电脑开视频会议、接打业务电话、培训，与辅导孩子上网课、做饭、做家务兼顾的“新日常”。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锁在家里”

　　“虽然早上离开家时，儿子笑盈盈地目送我，但爱人说，到中午时儿子哇哇大哭，喊着找妈妈。”谈起3岁半的儿子，张宁宁心里有着太多愧疚与无奈。

　　7月中下旬，随着新发地疫情及其相关传播扩散的终止，在北京工作的张宁宁从第二次居家“云办公”的模式切换回到单位上班模式。婆婆年逾八旬，靠轮椅行动；丈夫在一家企业做司机，经常要出外勤。谁来照料3岁半的幼儿，难倒了张宁宁一家人。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锁在家里，告诉他遇到危险要大声呼救。”为能正常上班，44岁的张宁宁把儿子和婆婆反锁在家里，并给邻居留了把钥匙以应急。在没有出勤任务时，丈夫会在午间回家，备好午饭。

　　复工未复学、幼托机构暂未复托、家中老人无力照料，对于不少像张宁宁这样家有未成年子女的双职工家庭来说，如何看护孩子成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必答题”。

　　“未成年子女不可能完全脱离父母，特别是疫情期间，他们更需要父母的陪伴与教育。”41岁的职场妈妈钱忆说，儿子就读的小学原本已准备开学，但疫情蔓延后，孩子不得不再度居家，“云”开学、“云”上课。

　　为照顾儿子，钱忆与丈夫轮流向单位请假，“尽力不让孩子单独在家，即便有，也只有小半天”。

　　不少双职工家庭表示，孩子到了入园、入校年龄后，就不愿再让操劳多年的老人“搭把手”了。儿歌里“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的美好生活，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在家中安装视频监控、教育孩子不给陌生人开门、适当训练孩子独自在家的能力……很多职场妈妈表示，受疫情影响，年幼的孩子只能独自在家，虽不放心，但也在努力训练和培养孩子独处的能力与安全意识。

　　看似很美，却“两败俱伤”

　　“每天我都在职工、幼儿园老师、妈妈3个身份中来回切换，感觉有忙不完的事。”31岁的陈彬彬在一家金融企业从事行政工作，儿子6岁，奶奶、姥姥轮流来北京帮忙照看。

　　“即便家里有人帮忙，居家办公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疫情形势严峻时，陈彬彬一家4口挤在空间不大的房子里，工作、孩子、家务成了绕不开的“坎儿”。孩子玩耍吵闹的声音、做饭时锅碗瓢盆的声音、家人打电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她看来，家中嘈杂的环境并不适合办公。

　　此外，有研究显示，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给人们带来更多会议和更长的工作时间。“起床就要打开电脑收发邮件，深夜23点还得接电话沟通业务。”不少职场妈妈表示，居家办公弱化了生活与工作的边界。

　　集中工作、熬夜工作成了很多职场妈妈的选择。“等孩子睡着了，自己有时间独处了，可以集中干活儿。”钱忆说，儿子上小学后，家长脑力上的疲惫远超体力上的劳累。除了上学校规定的网课，还要学习少儿编程和钢琴等，“云”学习下，更需要引导与监督。

　　居家办公期间，并不算轻松的工作与需要费心教育的孩子之间相互影响，钱忆说，“有段时间，感觉沮丧又焦虑，会觉得工作没有尽善尽美，孩子又没有明显的长进。”

　　“虽然很疲累，对孩子很愧疚，但还是以工作为重。”对于曾经做过3年全职妈妈的张宁宁而言，重返职场并不容易，她格外珍惜这份工作。“公司领导也很照顾我们家的情况，不要求我每天必须到岗，很感谢这份理解。”

　　期待有更多支持力量

　　在疫情防护的特殊时期，如何看护延迟开学的未成年子女引起了社会重视。北京市明确，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由企业按出勤照发。山东淄博也倡议，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单位、企业不应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针对需要看护未成年子女的职工，出台了较为弹性的管理措施，如错峰上下班、安排居家办公、鼓励优先利用年休假居家看护等。不过，实际生活中，照护子女的主力仍是职场妈妈。

　　职场爸爸去哪儿了？陈彬彬表示，虽然孩子爸爸也会参与育儿，但投入的不如妈妈多，“社会大环境没有明显改变”。有声音表示，光靠家庭协商，要求职场爸爸参与育儿，效果不一定明显，需多方共同协调行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张丹丹建议增加长效机制，以减轻职场妈妈的压力，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失业家庭，政府可通过减税、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的方式，逐渐向照顾孩子压力大的职场妈妈倾斜。

　　此外，幼托机构暂未复托、供给不足也是职场妈妈普遍反映的问题。疫情之前，张宁宁考虑过筹办小型幼托机构，兼顾起家庭与事业，但突然到来的疫情打乱了她的想法。面对“照顾孩子还是去上班”的选择题，张宁宁和不少职场妈妈意识到幼托机构的重要性。

　　北京新发地疫情暴发期间，工作任务繁重的陈彬彬需要每天按时到岗，家里老人成为她坚实的后盾。在她看来，生活不是非黑即白，“职场妈妈不需要‘被定义’，努力往前奔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