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气象人扎根在海上平台：只为那一声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是市民最关注的生活信息，尤其在季节转换的月份，准确的天气预报能够给市民提供有价值的生活参考。天津的天气预报与其他省市区略有不同，在预报完各行政区天气后，还要加上一条“渤海西部中部海面”的天气状况。因为天津依偎在渤海湾，海面的天气状况对于我们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而言尤为重要，它关乎城市的安全运转，也为海上安全生产提供着科学信息。为了获取有价值的气象信息，滨海新区气象局的两代气象人30多年如一日，扎根海上平台，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海上的最新天气动向，及时向市气象台传送消息。

　　在滨海新区气象局，一提起杨永顺这个名字，同事们总会把他和大海联系在一起。1982年，刚刚24岁的他便首次出海观测气象，1988年渤海埕北A平台建造完毕，他和杨树林成为第一批登上这个平台的气象人，老哥儿俩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虽是工作中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但每次只有交接班时能短暂相见10分钟，一年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三个小时，接班的人就要扎根在小小平台上20多天，直至下一个换班周期到来为止。

　　从塘沽码头到A平台，拖轮是连接两地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乘坐拖轮感受颠簸是第一项考验。拖轮一离岸，颠簸便开始了，初次出海者根本受不了那种颠簸，船行一路呕吐一路，连跳海的心思都有。颠簸近5个小时后，拖轮才能靠台。如果说前面的颠簸是一场生理挑战，那接下来开启的将是一场心理挑战。

　　上平台的人都需要“挂吊笼”，这是一台锥形牵引设备，人们穿好救生衣紧紧抓住吊笼，发动机启动将人从拖轮内吊至平台上。这可比极限运动要刺激得多，人悬在半空中，往下看就是浩瀚的大海，往上看是湛蓝的天空，往远看便是海天相连的天际线，眼前的把手和自己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次经历“挂吊笼”，手心里都会出一把汗，这是人自然的生理反应——恐惧。杨永顺憨笑着说：“刚开始也害怕，但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不仅习惯了，还找到了经验，在船似到非到的那个瞬间，才是抓住吊笼把手的最好时机。”

　　30年里，平台上发生了很多改变。在这里工作的铁皮屋，只有5平方米，20多天的工作和生活都要在这间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的小屋里。狭小的空间里要摆放一张床，重要的位置留给那些观测仪器。在海上平台生活，最大的困难竟然是吃与喝这基本生活项。赶上恶劣天气，补给船开不出码头，平台上的人们就要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况，米饭拌着酱油就是一餐饱饭；到了冬天淡水箱冻成了一个冰疙瘩，他们就得钻进水箱，凿冰取水。那取水的场景和拌饭的味道一直深深地留在老杨的脑海里。值得欣慰的是，30年后，海上平台的环境已大大改善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海上气象观测站同样如此。观测员每天都要负责记录风向、风速、气压、温度、湿度、降水、能见度、云、天气现象等等数据。观测、发报、制作报表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三大主题，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是定时观测时间，也是雷打不动的任务，如果遇到云层天气，就要随时工作了。说起工作，杨永顺顿时严肃起来：“做气象工作讲求时效性，当观测到天气形势后，必须在三分钟之内向下面（指陆地）发报，早一分钟发报就可以提前做好应急准备，挽回更多不必要的损失。”

　　在这里有必要讲讲风暴潮天气，它无疑是对本市影响力最大、破坏力最强的灾害性天气。这种天气是因为剧烈的大气扰动，强风和气压骤变导致海水异常升降，受其影响的海区潮位大大超过平常的潮位。为了能让沿岸的百姓及时获知风暴潮的最新动向，海上观测台就要起到前沿岗哨的作用。观测员要对风速、风向随时关注，根据天气变化随时修订刚刚预报的结果，忙起来时需要每半小时发布一次气象报告。

　　气象观测台高于海上平台10多米，距离海面40米，上边架设着气象观测仪器，需要攀爬扶梯到达台上。观测台上没有任何遮挡物，狂风吹来，随时可能将人吹到大海里，会不会游泳已经不再重要，一个大浪掀过来，人就会消失在大海里。在恶劣的天气下，每一次登上观测台都称得上是铤而走险。每每这时，观测员都会穿好救生衣，身上拴上保险绳，一端拴在固定物上，前去观测。

　　依照气象局的要求，当海上风力达到7级以上时，为了保护观测员的安全，可以不上平台，所有数据按照缺报处理。但30年来，A平台留存的数据里从来没有缺报过。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精益求精？杨永顺说这是一种坚持：“缺报虽然是正常现象，但对于气象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这种遗憾是心理上难以承受的。”

　　海上气象站被称为“一个人的气象站”，了解天气实况是日常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如果放在陆地上，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但在海上任何事情都要观测员自己应对。到了冬天，渤海海面刮起狂风，风向观测仪的风杯会被大风刮跑，致使风自记仪器无法精准工作。为此，杨永顺会顶着强风登上平台的最高处维修，风大加之天气寒冷，当他伸出手时，手会被冻得僵硬，但他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维修设备，让它能够正常运转。

　　对于A平台上的观测员来说，今年是特殊的年份，这个渤海海面上唯一有人工职守的气象观测站迎来了30岁的生日。30年里，观测站见证了世代的交替，使命的传承。

　　年纪稍长的杨树林，2004年圆满完成出海生涯，光荣退休，接替他的年轻人叫杨文杰。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子承父业。2004年3月，杨文杰接到奔赴海上平台的调令，让他接过父亲的班。对于这份调令，小杨的确有实际困难，曾一度困惑，“当时我儿子刚出生40天，正是需要照顾娘儿俩的时候，单位却要安排我前往A平台。”为此父子间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永远要保证平台上有人，遇到突发状况海面上没人怎么行？”父亲质问道。“家里的实际状况就这样，我怎么可能撇下他们，去平台驻站？”儿子反问道。“家里的事交给我们，你就放心驻站，把天气预报报准确了。”父子间一番沟通后，小杨登上了前往A平台的拖轮。

　　因为特殊原因，小杨第一次上平台足足待了42天，比起28天的常规班期多出14天。“当时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手机完全没信号，作为一个年轻人哪受得了那种滋味？”杨文杰向记者倾诉，“没有电视、没有信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一本书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心里依旧是空荡荡的，可一想起家里的老婆和孩子，那情绪又是复杂的。被这种情绪煎熬了42天，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超脱了。”

　　小杨在海上受煎熬，家里人也尝到了亲人失联的苦味。原本28天就该回来了，怎么一直没见到人影？电话打不通，人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才叫心急如焚。联系上单位，再通过单位呼叫平台，借助微弱的信号，双方才联系上，只言片语间只报了一声平安。

　　转眼间，小杨在平台上已工作14个春秋了，杨永顺是他的师父，在和师父一起工作的7年里，他得以快速成长。当第一代海上观测员年龄已不适合海上工作时，新一代的气象人正式崛起、挑起了大梁。2011年，杨永顺将29年的出海经验传给了徒弟，回到滨海新区气象局观象台担任台长，后来又走上了领导岗位，负责基建行政工作。临别前，他给徒弟留下了这段文字：

　　辛苦了！很高兴看到你能够顺利地从我们老一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坚守A平台，展开气象科研工作。

　　作为气象人，你一定知道，气象场站通常都会设置在偏远的、有代表性的地方，无论是海岛还是高山，无论是荒野还是平原，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有我们气象人的身影。现在气象设备已经很先进了，但有些地方仍旧离不开人。因此更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能吃苦的年轻人顶上去，你就像戍边的战士一样，你监测到的每一个数据都和天津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说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作为师父，我无数次叮嘱你，这一次我还要重复同样的话，工作重要但安全更重要。工作中，一定要按照操作流程一步步地来，不能为了图省事，把安全忘在一边。

　　如今，杨文杰的搭档是53岁的董晓力，他们二位延续着前辈留下的经验和做法，继续坚守着这座海上气象观测站。

　　一年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要离开家人出海工作，“亏欠”二字一直萦绕在气象观测员的心头，难以挥散。杨永顺、杨树林如此，杨文杰、董晓力也如此。

　　常年出海作业，保证天气预报零缺陷，杨永顺对于自己的事业是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但面对家庭，他那看似平淡的话语中，透着对妻子和孩子的亏欠。他说：“孩子小的时候特别希望爸爸、妈妈带着他一起出去玩。但我常年出海，跟孩子见面的时间太少了。现在想起来总觉得亏欠孩子。”

　　这份“亏欠”也在传承。杨文杰从儿子出生40天起便出海观测，至今已驻守海上14年，儿子已读到高中了。“儿子跟爷爷奶奶亲、跟妈妈亲，跟我一点儿都不热乎。”说到这里，小杨有些落寞。“孩子小的时候，刚和我熟悉了，我就要回海上工作；等我从海上回来，跟孩子又要重新认识。为了给我减轻压力，爱人一直照顾孩子，直到孩子上学了，她才出去工作。”

　　与亏欠伴随的是思念。值守平台14年，杨文杰在平台上过了8个春节。当新年零时的钟声敲响时，他只能默默坚守在平台上，周围是浩瀚的大海，丝毫感受不到过节的喜庆氛围。“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已经成了习惯。

　　讲完气象人的故事，再听到那一句“预计渤海西部中部海面”的天气播报时，无限感慨油然而生。短短几十个字，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气象人持之以恒的默默付出，饱含着他们扎根一线、吃苦奉献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