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会长刘良2月17日在朋友圈发了条信息,正式“闭门谢客”:“大敌当前,需要专心做事,保存体力和脑力。”
2月16日,他和团队在18个小时内连续完成了两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人命关天。要加快工作,搞清病理变化、病理生理基础和死亡机制。”完成尸检后,刘良这样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为什么要做遗体解剖?因为它没有替代方案。
病理诊断才是金标准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此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学机制并不十分明确,对病人体内的免疫性炎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细胞缺氧或用氧障碍,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MODS)的临床诊断还缺乏形态学依据——这些都需要通过解剖才能知晓。
“病理诊断才是金标准。”刘良也反复强调,“新冠肺炎患者肺部会出现毛玻璃样病变,但肺部究竟是怎么病变的,没搞清楚;临床上,患者会出现白细胞减少、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的情况,这比较反常,有些医生也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们也在争论粪口传播究竟存不存在,就需要对从口腔到肛门每个地方做观察取材,看病毒究竟在什么地方,看它的存在是不是受到肠道微环境的影响……”在刘良看来,病理学检查如同在战场前方派出侦察兵,实地勘察清楚,才能指导作战。
丛斌指出,解剖,除了明确组织学病变特征、病理变化机制和死亡机制外,也可从体液、组织中分离新冠肺炎病毒病原体,对一、二、三代病原体进行系统分析,判断其传染性和致病性变化规律,据此判断疫情的发展趋势;还应做必要的生化检验、免疫学检验和组学分析,从分子水平研究病原体与机体相互作用关系及发病规律。“通过这些检验,可为救治病人提供科学依据和创新思路。”
若患者或其家属愿意捐献遗体,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解剖查验规定》,由相关部门牵头组织相关病理学和法医病理学、临床医学等方面的专家对新冠病毒逝者遗体进行必要的系统尸体解剖检验,事先要做好详细的尸检计划。“捐献遗体,也是在为抗击疫情作重大贡献。”丛斌说。
遗体解剖特事特办
前段时间,刘良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呼吁尽快开展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工作。他和团队也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制定好了解剖手册,就等着能够上“战场”。
当然,他也知道,对解剖人员的安全和解剖场地的选择,医疗机构存有顾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临床病理学专家卞修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前期没有进行尸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当初,对病因、传播途径和病原传染性了解得不清楚;后来,死亡病例增多,但针对这种传染病尸检工作具体规定没有出台;医疗机构主要精力集中在诊治,也怕尸检风险;国内缺乏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尸检室。”卞修武介绍,传染病尸检对尸检室条件有明确要求,还要得到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定。“疫情也提醒我们,大型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校病理学科或相关学科应该高标准设置尸检室,区域医疗中心应该设置可以承担传染病尸检和病理样本处理任务的尸检室,特别是要有负压系统,有病理检测的设备等。”
刘良透露,这次尸检打破了常规——先行动,后正式下文。
2月15日晚9点多,刘良接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电话,表示有一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遗体可以进行解剖。刘良紧急安排团队人员从武汉各处集结到医院,穿好防护服,于凌晨1点多开始尸检,凌晨3点50结束。回家后,仅仅睡了两个小时,刘良就起床和团队人员复盘尸检流程,总结哪里可以改善和提高。中午11点多,他再次接到金银潭医院的电话,称还有一例遗体需要尸检。于是,刘良又召集人员前往医院,这次尸检于下午6点半左右结束。
给新冠肺炎逝者做遗体解剖,比平时更加艰难。穿上隔离防护服后,不到十分钟,就满头大汗。干平时可以轻松干的活时,也呼吸困难,护目镜模糊一片,“像高原反应一样。第一例做到大半截,就出现心慌、头晕等低血糖的症状。”刘良回忆。
尸检能够快速进行,得益于家属的同意。“我们尸检前专门向遗体默哀。”它也得益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效的紧急会议。2月15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病死病例尸检有关事宜。 “基本上是特事特办的模式,救人要紧,在紧急出台文件的同时,迅速给重点医院口头通知。”刘良说。
目前,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病理已经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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