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增强中国检察自信

     “通过两年多的编译工作，我对中外检察制度有了一定的比较研究，真切感受到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要有自信，而不能盲目认为国外检察制度就好。”日前，记者见到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剑时，这位“检察翻译官”喜上眉梢，在完成编译工作的同时，还由译至研，形成《中美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的课题成果，可谓是“双喜临门”。

　　和他一样，江苏检察机关的24名“检察翻译官”，在该省检察院的组织下，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用2年8个月的业余时间，编译出《美国和欧洲的检察官》《检察官的权力》《大到不能倒？——检察官办理涉企案件的启示》等三本译著，第四本译著《日本刑事司法和刑事诉讼法改革》也将交付出版。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认为“江苏检察机关在涉外人才法治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得很深很实”。

　　编译丛书的念头缘于一次机缘巧合

 

　　有着18年法学研究经历的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曾经感慨：“我到检察院工作之后，找到的检察域外书籍，要么太陈旧，要么不权威，非常需要一些国外检察制度方面的译著，以了解国外检察工作最新情况。”

　　“编译检察域外丛书的念头，缘于一次机缘巧合。”这套丛书的执行编译、江苏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张登高介绍说。2018年初，因为一个课题调研的需要，他查阅了很多外文著作，但是由于版权问题，在国内看不到原版，只能请人从国外“海淘”回来。这些书由于没有注释翻译，读起来晦涩难懂，用起来事倍功半。而当前的检察译著或长于理论介绍，短于实务操作，或多于叙事普法，少于制度普及，检察制度比较研究方面的更是凤毛麟角。

　　现实有不足、实践有需求，江苏省检察院开始着手谋划编译工作。

　　做好编译工作，人才是关键。该院在全省检察机关“海选”，最终确定了50余名有志于编译工作的检察官组成编译团队，其中核心成员24人，一些人拥有海外留学背景。

　　据江苏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朱建华介绍，翻译团队成员来自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研究室等各个不同部门，既有法学博士等法学类高专精人才，也有翻译专业，日语、德语专业等语言类科班教育背景。

　　编译的“小目标”和“大目标”

　　“2018年5月25日，那一天大雨如注……”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的刘俊杰是学海商法的，他清楚地记得编译工作正式启动的日子，“来自全省三级检察院的数十名检察人齐聚省院，研究如何翻译《美国和欧洲的检察官》，外面雨下得激烈，我们讨论得热烈，对编译组织、标准、编译方法、语言风格、分工等作了明确。”

　　刘华勉励编译组要“做点高端有意义的事”，并为编译组确定了一大一小两个目标：“大目标”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出一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已经正式确立，但是为其提供支撑的理论体系还在不断构建过程中，“以他国为镜，可以增自信知不足”，编译引进、审视借鉴域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为我所用，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小目标”则是通过集体编译学术著作，为检察人才成长搭建一个舞台，拓展提升检察人员的能力，由此走上由译至研的成长之路。

　　“做点高端有意义的事”，让每位参与编译者都心潮澎湃，同时也难免忐忑。毕竟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也无经验可借鉴，只能摸索。

　　第一关就是选题和选材。域外检察著作浩如烟海，各国检察制度各有特色，译哪国的书籍？译哪本书？这是编译团队首先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为此，江苏省检察院专门成立了编译委员会，刘华担任编委会主任，院领导全部担任副主任及编委会委员，并多次专门召开党组会对编译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为编译工作把脉定向。选择具体书目时坚持问题导向，着重围绕我国法治实践中发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检察工作中的热点、难点确定待编译书目后，由编译委员会集体把关决策。

　　据张登高介绍：“我们先在国外的法学图书排行榜以‘检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确定大致范围，再邀请在美国留学的同行，结合国外法律专业数据库中检索的相关文献，详细了解比较书籍内容和评论，初选系列图书供领导决策。选定书目后，再商请法律出版社与国外原著版权商洽谈版权转让事宜。”

　　得益于严谨的选书流程，编译的几本译著均对域外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度审视、发掘、思辨，获得法律界广泛好评。第一本译著《美国和欧洲的检察官》揭示出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先行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重要特征，“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结论在当下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尤为值得借鉴。第二本译著《检察官的权力》详尽记录了检察机关从立案、指控到量刑的全过程，阐述了检察机关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及受到的制约。第三本译著《大到不能倒？——检察官办理涉企案件的启示》聚焦检察官办理的企业犯罪案件的微观视角，详细介绍了美国检察官在惩罚与保护之间的权衡取舍，在当前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对检察机关办理涉企犯罪案件具有启迪作用。第四本译著《日本刑事司法和刑事诉讼法改革》将视野转向日本，介绍本世纪以来日本为加强司法权监督制约，着力推行的多轮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方式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完善提供镜鉴。

　　精神苦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盐城市检察院的王新玥是团队中唯一有翻译学硕士背景的成员。她把这次编译工作比作“西天取经、历经考验”，是一次“精神苦旅”。

　　由于成员分散在全省各地，多为业务骨干，日常工作繁忙，于是采用分工负责、集体修改、反复推敲的方式，按照每位编译人员知识储备、专业分配任务，定期召开编译推进会，统筹进度和风格，日常则采用网络会议、微信群等方式沟通交流。对于编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集中邀请专家学者商讨解决。

　　比如，编译组在翻译中遇到了principle of legality、principle of opportunity这一组对应词汇，没有现成的翻译，为此，结合上下文及检察法律背景知识，团队集思广益，最终译作“起诉法定主义原则”“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这一译法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

　　除了法律术语，一些“冷知识”也很考验编译组成员。如《大到不能倒？——检察官办理涉企案件的启示》一书中介绍的“爱奥尼亚管理公司船舶污染案”，其中涉及“轮机长”“大管轮”等大量船舶、航运类的专业词汇，常州市新北区检察院梁秋芬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在其从事航运业务的爱人帮助下，精准完成了编译任务。

　　分工翻译初步完成，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校稿阶段，新问题接踵而来。由于汉英思维不同，译者容易被原文表达带偏，不地道的翻译腔影响阅读体验。如按照原文机械翻译句子可能翻译为“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被长期作为一个重要的讨论事项，有赞成也有反对”。译者结合原文意思和中文读者阅读习惯，将其翻译为“检察裁量权历来饱受争议，毁誉参半”，便于读者理解。

　　全程参与组织编译的江苏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谭大金介绍，“四本书编译下来，编译团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工作经验：从刚开始各自为战，到后来接到编译任务第一步就是集体学习背景知识，共同建立语料库，分享交流编译知识，确定整体编译行文风格，最终形成了‘共同准备——分别翻译——多重质检——专家把关’的工作流程”。

　　为检察事业不断“拓荒”

　　2019年8月14日，《美国和欧洲的检察官》新书发布会在江苏省检察院举行。最高检有关部门、法律出版社、江苏省法学会、南京大学法学院等10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

　　“省级检察院自主编译域外检察专著，还是第一次见到！译著体现了较高的专业和编译水准，更体现了江苏检察官的一种担当。”

　　“该书内容上恰逢其时，极有现实意义。”

　　“文本选择具有专业性和本土借鉴意义，翻译用词准确，文字通畅，接地气有内涵，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江苏省检察院组织编译系列丛书必将在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工作上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对司法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

　　与会专家学者对该书的编译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从进一步提升译稿的精准性、加强检校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建议。陈卫东、龙宗智等知名法律学者更是亲笔撰写书评。

　　此书也受到了法律人的青睐。这本书在京东上架后，第一版很快售罄，求书心切的外省同仁托人联系编译者，询问是否有购书渠道。“那种成就感、收获感、荣誉感难以言表。”王新玥很开心。

　　刘华在序言中写道：“希望通过这一小步，打破交流屏障，拓展新时代检察官的国际视野，促进更好地立足脚下、砥砺前行。”

　　“翻译完第三本书时，我有一种毕业的感觉。”编译组成员中的大姐、南京市检察院的张英姿是英语学士、法律硕士，曾从事听力翻译10年，到检察院工作后担心英语不用会“萎缩”。这次编译工作不仅让她重拾英语，还拓展了视野，在编译《检察官的权力》一书后，她将书中案例开发为《域外判例分析及借鉴》课程，向更多检察人员介绍域外名案办理的经验和不足。

　　很多编译组成员将编译成果运用到了检察工作中，并走上了由译至研之路。“在面对具体检察工作时，我发现自己思考问题更有深度了。”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的何湘萍将《检察官的权力》一书中的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确定刑量刑建议进行比较分析，思考检察官的权力应该如何科学运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如何深入落实，确定刑量刑建议该如何规范提出，形成了研究成果，并在检察PLUS演说会上讲述。刘俊杰将《大到不能倒？——检察官办理涉企案件的启示》一书中关于合规监督的做法，运用到检察机关如何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等。

　　朱建华告诉记者，江苏省检察院为编译人才搭建了一个成长平台，“目前编译团队已内部孵化四组精品课程，为规模化培育编译人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