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下沉”引出的思考

   “就业下沉”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之前，清华、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下街道、进小学等新闻均引起一阵阵舆论“轰动”。近来，类似的新闻层出不穷。最新的一例是人大、武大等名校毕业生进卷烟厂当工人。对于作出如此选择的当事人来说，这是在对教育投资回报率以及个人现实情况进行利弊权衡后的结果，无可厚非。但脱离个体的微观语境，“事出反常”的现象仍有值得思考之处。

　　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大关，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自此迈入普及化阶段。而且随着研究生招生的不断扩容，此时的高学历不再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天之骄子”的定位进行捆绑。这意味着，当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他们无法全部被以往人们传统认识中的“高大上”的工作岗位吸纳；另一方面，他们的培养目标及质量也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高大上”智识工作存在一定偏离。结果就是职业挤占，没能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谋求到理想职位的人，不得不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寻觅机会，人们所谓的“高分低就”“就业下沉”由此出现。

　　“高分低就”，本质上属于过度教育，即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超出了工作本身所需。有研究发现，在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中，过度教育存在的比例和程度不同。越晚出生的一代，因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家庭教育投入普遍提高，激烈竞争之下，更容易出现对高学历的过度追逐，反映在就业上就是就业人群学历上移明显，高文凭人群挤占低文凭人群岗位现象突出。过度教育不仅会使个体承受较为持久的薪酬惩罚，而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前述的过度教育，并不是总量上的过度，更多的是一种结构上的失配。具体到前述卷烟厂招聘个案，“卷烟”“包装”的流水线工作，熟练的技术工人完全可以胜任，以此为代表的制造业岗位也曾是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者的“主场”。但如今，这个“主场”上的选手们变了。教育失配下，低文凭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显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与之同时出现的情况是，一些制造企业长期遭遇“用工荒”。“大材小用”与“无工可用”不过是教育失配的一体两面。

　　避免“大材小用”，经济增长是根本之道。唯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新经济发展，方能创造足够多的能吸纳高学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层次的人才支撑，尤其离不开金字塔底部数量庞大的职业技术教育接受者。近年来，国家层面接连出台新政，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对职业教育作出的“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定性更是堪称“定心丸”。然而在现实中，职业技术教育持续遇冷，“普职分流”遭到家长抵触，一些在地化应用型本科院校虽在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方面作出有益探索，不过影响力依旧有限。

　　一些学生和家长明知选择普通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不及职业教育，但仍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固然与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在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但更为根本的，则与当前的社会评价体系有关。在当前的社会评价体系中，职业教育意味着低人一等，被认为是“无奈之下的被动选择”。“白领”一词即便已在“996”“打工人”等的叙事中被不断祛魅，但仍被认为稳居劳动力“鄙视链”上游。如此僵化单调的评价体系一日不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就无以缓解，“就业下沉”“用工荒”也将持续存在。而由一个个被错配的人生所拼凑起的，也将是一个失去弹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