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彩乐章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宁夏作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一部悠久的宁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宁夏、由多元迈向一体、团结统一不断进步的历史。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自古以来宁夏各民族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宁夏形成和发展的主基调，更是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塞上江南”宁夏。(图片来源：资料图)

　　史前到隋唐时期：两种文明的碰撞交融

　　宁夏素有“九寨咽喉，七关襟带”之称，是扼守关中的咽喉地带和天然屏障，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不同的人类群体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和交往交流，水洞沟、鸽子山、菜园子、贺兰山岩画等大量的史前古人类文化遗址都印证了宁夏地区古人类活动的文明史。不同历史时期，汉、西戎、匈奴、月氏、羌、鲜卑、羯、氐、突厥、铁勒、粟特人、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女真、回鹘、蒙古、回、满等民族先后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发了塞北江南、神奇宁夏这片热土。

　　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在这一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宁夏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纳入中华文化圈。

　　▲宁夏地区在距今7000-5000年前就已纳入中华文化圈。

　　▲宁夏地区仰韶文化典型器物

　　夏商周时期，各族群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不断加强。宁夏地区在西周时期属“雍州”，彭阳西周文化遗存显示出周王朝对宁夏南部各族群实施了有效的统治与管理。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M13出土的有字卜骨，根据释义表明，在姚河塬遗址所在区域有姬周与姜戎的混居地，两族融合，结成盟姻关系;另一方面，周王朝西北部边域与西羌、戎狄、犬戎等族群毗邻，众多族群呈犬牙交错分布，交往交流。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M13出土的有字卜骨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秦、汉在宁夏北部设北地郡，在南部设安定郡，移民戍边，仅汉武帝时期就迁徙内地民众70余万在河套地区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宁夏地区呈现出汉族与匈奴、农耕与游牧持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局面。

　　泾源果家山遗址出土的瓦当与秦始皇陵的瓦当高度一致;中卫常乐汉墓的墓主人用砖椁作为葬具，使用汉代中原地区常用随葬品，无疑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各族群间相互融合的结果。

　　▲果家山遗址出土瓦当。(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秦夔纹大瓦当和秦云纹瓦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中卫常乐汉墓出土器物。

　　▲常乐汉墓墓葬形制

　　北朝和此后的隋唐时期，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该阶段，宁夏地区以灵州和原州为中心，逐渐涌入了鲜卑、铁勒、党项、突厥、粟特诸族。灵州和原州成为隋唐时期的西北重镇，多民族的聚集形成了多种文化既异彩纷呈，又互相交融的局面。

　　鲜卑人对传统儒家思想有高度的认同，宁夏固原发现的北魏漆棺画墓的漆棺画上，绘有儒学孝行、汉人画象、鲜卑人游牧狩猎等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场面。

　　▲北魏漆棺画图片

　　弘化公主与吐谷浑和亲更是促进了民族交融。唐太宗李世民将宗室女封为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诺曷钵，加强唐朝与吐谷浑的交往交流。后唐朝将诺曷钵和弘化公主迁往灵州境内，并设立安乐州以安置吐谷浑部落。弘化公主在今宁夏韦州去世，其子慕容忠等王族多人进长安担任皇宫侍卫，其后代有多人与唐朝宗室联姻，进一步加强了唐朝与吐谷浑部落交往、交流、交融。

　　宁夏同心出土的慕容威墓墓志，记录墓主为青海国王诺曷钵曾孙慕容威夫妇。慕容威曾任长乐州游击副使，深受当地汉、鲜卑族人的敬重，反映出唐朝与鲜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通婚。

　　▲慕容威墓志及拓片图片。

　　天可汗李世民北巡灵州，留下了“灵州会盟”的团结佳话。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的势力强盛起来，威胁唐朝北方边境，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大军击破薛延陀部，原属薛延陀的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跌结等十一姓部落请求归顺唐朝，自称为“唐民”，并尊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

　　贞观之后，宁夏再次成为容纳众多北方民族的地区。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多个民族逐鹿宁夏，其中，吐蕃军队在宁夏南部驻扎将近百年的时间。继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之后，宁夏地区再次彰显了非凡的包容性。

　　辽宋夏金时期：共奉“中国”

　　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对峙的政权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承“中国”制度，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共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美好愿景。在中原文明的浸润下，建都今宁夏银川的西夏是农耕社会的专制君主国，而不是游牧社会的部落酋长国。

　　从官制上看，西夏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

　　从选官上看，西夏广泛吸收唐宋的恩荫、察举、科举、铨选等制度。《宋史·夏国传》记载，1147年西夏仁宗李仁孝“策举人，始立唱名法”。西夏的科举分番汉两种，番科考西夏文儒经，汉科考汉文儒经，所谓“番科经赋与汉等，特文字异耳”。

　　从教育上看，西夏学习唐宋的儒学教育，先后设立蕃学、汉学、国学、小学、太学、内学、州学、县学等儒学教育机构，蕃学所用课本除自编的番文启蒙读本外，还有译自汉文的《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学主要教授汉文启蒙读本和儒家经典。封孔子为文宣帝，为我国历史唯一尊孔为帝的政权。

　　从服饰上看，文臣“幞(fu)头、靴笏、紫衣、绯衣”，完全是唐宋官员服饰;武将服饰也继承了传统的等级制度;至于“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更是汉族传统的制度。元昊秃发也只限境内的党项人，汉族仍是传统的发式。

　　从文字上看，汉文和西夏文一样，是西夏的通用文字，出土的西夏公文，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番汉两种文本。

　　从宗教上看，西夏先后六次从宋朝引进汉文《大藏经》，将其中的三千多卷翻译成西夏文，用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印刷发行。

　　从纪年上看，西夏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年号纪年方式，并铸年号钱币。这些年号和中原政权一样，寓意吉祥兴盛，如天授礼法延祚、天祐民安、正德、天盛、乾祐等。

　　从称号上看，皇帝在位时上尊号，去世后上庙号、谥号，陵墓有陵号，和中原王朝完全一致。如，李元昊庙号景宗，谥号武烈皇帝，墓号泰陵;李仁孝庙号仁宗，谥号圣德皇帝，陵号寿陵。

　　从陵墓上看，西夏陵基本形制“仿巩县宋陵而作”，平面布局大体按照中原大建筑群设计，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论语全解》图片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孝经传》图片

　　从经济交流上看，西夏与宋、金之间的争战并没有阻断彼此经济联系，宋夏在保安军顺宁寨、镇戎军高平寨开设榷场，夏金在保安州、环州、庆州、兰州等地设置榷场，进行大宗互市交易。西夏输出以马、牛、羊、驼等畜产品及其副产品毡毯、毛褐为主，宋金输出以丝织品、瓷器、漆器、茶叶及其他生活日用品为主，反映出双方的经济的互补性。

　　元明清时期：民族和文化大融合不断深化

　　元代大一统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元朝在西夏故地建立行中书省，开展民屯、军屯，推进了宁夏平原的农业开发进程。元世祖在位时期，先后分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秦王，携蒙古、色目戍军出镇六盘山地区。迁入宁夏南北的驻军与移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宁夏地区的人口结构，造就了各民族互嵌混居的格局，也加强了宁夏与中原、江南以及西北边疆地区的文化联系。

　　各民族共治水利是元朝宁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重要内容，郭守敬、唆脱颜、董文用、朵儿赤等各族官吏先后在宁夏兴修水利，疏浚渠道，自江南、河东与京兆等地迁来的戍军与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劳动力，使宁夏地区迅速从蒙夏战争后的残破中恢复，成为了元朝西北粮仓。

　　元代蒙古贵族曾在六盘山地区掀起两次叛乱，企图分裂大一统版图。蒙古、色目与汉人等不同族属的元朝将帅通力合作，先后平定浑都海之乱与秃忽鲁之乱，是各民族共同反抗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宁夏实证。

　　元世祖将皇子忙哥剌分封于秦陇，秋冬驻于京兆，春夏驻于开城。开城王府遗址中出土的龙纹瓦当，是出镇宁夏之蒙古宗王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图腾影响的有力证据。

　　▲龙纹瓦当，出自《开城安西王府2015-2016年考古新发现》。

　　元代时宁夏增加了新的民族成员——回族。大批回族人在宁夏驻军、屯垦，并经常被征调参战，为维护地方稳定和捍卫中央政权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回族人居住的村落和街坊的人口逐渐繁盛起来。

　　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

　　明初宁夏境内仍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居民，他们被称为“土达”。为了充实“九边”之一的宁夏镇，朝廷自江南等地先后徙民5万，安置于黄河两岸。1391年，朱元璋将十六子朱栴封为庆王，初封庆阳，后移韦州，又徙宁夏(今银川)，庆王以及各族移民的迁入，大大改变了宁夏的风土民俗，黄河两岸一时“江左之风”兴盛。

　　明代灵州的“土达”蒙古部落与汉族混居杂处，长期的交往交流，灵州“土达”的社会风俗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部分“土达”开始改用柴氏、冯氏等汉族姓氏。

　　分封宁夏的庆王朱栴学问宏深，好古博雅，在宁期间编纂了首部地方志，创作了若干歌咏宁夏的文学作品，并营建多处文化景观。与此同时，明代江南移民的迁入，黄河水利的贯通，丽景、小春、乐游、撷芳、盛实、逸乐等六大江南园林景观的营造，造就了明代宁夏“塞北江南”的盛名。

　　“俺答封贡”结束了明朝与鞑靼的对立关系，促进了汉族与蒙古族的经贸往来。明朝在长城沿线的中卫、平虏卫、清水营、花马池、红山堡等地开设马市，加深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经济联系。

　　清代空前的大一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的发展。

　　清朝在河东长城与贺兰山东麓长城沿线设置互市，供蒙古族牧民与宁夏居民贸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数千名八旗官兵陆续自吉林、黑龙江等地迁驻宁夏。

　　清朝在贺兰山东麓的赤木口、黄峡口、苏峪口等处设置互市，阿拉善蒙古族牧民和宁夏民众在这里进行茶马贸易。

　　宁夏满营始建于1725年，三易其地，至1917年彻底解体，驻防宁夏的八旗子弟最终“化旗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最终消融了数百年的旗民隔离。

　　近现代：从民族自在向民族自觉的转变

　　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1926年，宁夏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红军长征和西征都曾转战宁夏，红军每到一处，严守群众纪律，积极发动、团结回汉群众，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宁夏人民的觉醒和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革命发展奠定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宁夏各族人民也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抗日战争、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8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红二十五军进入宁夏西吉县单家集一带，这是第一支进入宁夏的红军部队。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政委徐海东等拜访当地宗教人士，宣传党的政策，给兴隆镇南大寺赠送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缎匾额。红军被当地群众称为“仁义之师”。当地十几名回族青年自愿参加了红军。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带领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来到了单家集。毛主席与阿訇马德海促膝长谈，了解当地社会情况，讲解红军尊重回族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护宗教和经典，主张民族平等的政策。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和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在回族群众心里留下了美好印象，也留下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佳话。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鼓作气翻越六盘山，长驱直入与陕西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长征精神”已经成为激励宁夏各族儿女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

　　1936年夏，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征红军，先后解放了宁夏境内的豫旺、盐池、同心、固原、海原等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积极发动回汉群众，逐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将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将宁夏部分地区纳入红色区域。1936年6月26日，成立盐池城市革命委员会，中共盐池县委、苏维埃盐池县政府，宁夏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揭开了宁夏革命历史新的一页。

　　1936年10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革命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宁夏同心城清真大寺正式成立，马和福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开创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为我国探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今西吉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将台堡会师标志着长达两年之久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宁夏同心县预旺城墙拍摄的小号手。

　　1936年8月西征军红军在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第三次来到单家集。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马国瑞、马国璘等举行了三次大规模武装暴动。特别是第三次斗争失败后，余部在马思义的率领下突破重围，奔赴边区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组成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回民抗日骑兵团，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1937年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由进步教师在宁夏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中建立了学生爱国进步团体——“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少战团”有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团歌、宣言。他们以办壁报、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协助地下党，向延安抗大推荐输送了几十名学员，在培养革命后备力量，积聚宁夏抗日救亡力量以及后来党在宁夏开展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1月，中共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决定将原回民支队与其他四支游击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1947年3月，回汉支队改编为宁夏人民解放军，邓国忠任司令员兼政委、梁大均任副司令员、何广宽任政治部主任。回汉支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宁夏而组织建立的一支以宁夏籍干部、战士为主，由回汉等民族组成的革命武装力量，为保卫边区的安宁和宁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19日，马鸿宾、马惇靖父子率国民党八十一军在中卫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和国民党宁夏军政代表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宁夏各族群众闻之欢呼雀跃。9月23日夜，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银川，宣告宁夏和平解放，从而翻开了宁夏发展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典范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银川召开，宣告正式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选举刘格平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出席会议，宁夏各族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开启了“于今团结史无先”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照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照片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八方支援建设宁夏。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代期间，国家从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在“一五”规划和“三线”建设战略布局中，一批重点项目安排在宁夏。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宁夏迎来了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从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山东等17个省市的建设者，满怀热情地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宁夏。这些“支宁人”发扬“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建设精神，奋战在工业、文化、教育各条战线上，在共居共学中交往，共建共享中交流，共事共乐中交融，为填补宁夏工业空白、增强经济实力，促进宁夏的教育、医疗、文化以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三线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实施扶贫开发、生态治理与移民搬迁相结合的易地移民工程，历时30多年。经过六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搬迁移民120多万人，建设了红寺堡区、闽宁镇等一大批安置区。在移民安置区，不同民族的移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分享彼此的文化和习俗，打破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增进相互了解和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宁夏移民搬迁工程不仅有力推动了产业集聚和城镇化进程，实现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生态建设、民族团结的双赢，也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创造了“宁夏模式”。特别是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开展以来，闽宁各民族携手共同走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东部扶西部共同繁荣、多数帮少数共同进步、外力促内力共同奋斗之路，探索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走进新时代：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情牵塞上江南、心系宁夏人民，对宁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为宁夏擘画了“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的宏伟蓝图，赋予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时代使命。特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题词“建设美丽新宁夏 共圆伟大中国梦”，倾注着对宁夏的深情嘱托和如山厚望。

　　俯瞰宁夏大地，六盘山、贺兰山高耸环抱，黄河之水穿行而过，恰似党中央和宁夏人民心相连、情相依。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塞上儿女牢记嘱托、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固树立“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加坚定，“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宁夏大地引得遍地芬芳，“黄河水甜、共产党亲、总书记好”成为宁夏各族儿女最深切的心声，“中华民族一家亲、一道走向现代化”成为塞上大地最深情的共鸣，凝聚起各族群众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磅礴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