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中国近千万搬迁移民生活如何？

       从危房、土坯房到水电齐备的楼房，从高山深谷到锦绣家园，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瘠土地，到一步跨进城镇生活，“十三五”期间，中国近千万人口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壮举。离开世代居住的房屋和土地，如何稳定增收就成为“后扶贫时期”新移民面临的头等大事。

资料图：航拍贵州黔西化屋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中新社记者 瞿宏伦 摄

　　“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土地资源少，集中在山上，比较破碎，如果还依靠种植玉米等农作物作为收入来源，是不可能致富的”，贵州省晴隆县扶贫办主任舒展日前对中新社记者说，百姓搬出来后，一方面将原有土地流转出来，发展速生林、食用菌等经济作物，一方面通过组织外出务工、在当地产业园就业等方式，大幅提高脱贫户收入。

　　在晴隆县三宝产业园内，晴隆山水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专告诉中新社记者，2020年5月该厂正式生产，入驻产业园可以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厂房3年免租，水电、税收优惠，工人上岗前培训政府每人每月给补贴500元(人民币，下同)费用等。他说，现在这里有101名工人，机器满负荷运转还要扩大招工规模。

　　除了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促进当地脱贫民众稳岗增收，三宝彝族乡还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旅游产业。

　　晴隆县三宝彝族乡，是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山地多、平地少，缺水严重，彝、苗等少数民族比例大，是“冷、少、边、穷”地区，2016年被列为贵州省20个极贫乡之一。

　　2017年6月，三宝彝族乡全乡1317户6263人全部搬出大山、迁至县城近郊的阿妹戚托小镇，该乡也是全国唯一整乡搬迁的建制乡。

　　如今，风景如画的阿妹戚托小镇，已是具有苗村和彝寨风情的旅游特色镇，2020年，成功申报国家4A级景区，成为贵州188万贫困人口搬迁的成功范例。

　　“搬得出”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后续扶持最关键的是就业。保就业就是保住脱贫搬迁户的生活。

　　官方统计，全国832个脱贫县基本上都有主导产业，有条件的贫困村都建立了特色产业基地，全国有10万多个产业基地。在脱贫人口当中，约三分之二通过外出打工和发展产业来增加收入。

　　专家指出，无论是防止返贫还是缓解相对贫困，都应该采用就业优先的策略。发展产业和就业是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脱贫户合理利用各类资源并依靠自己的努力稳定创收，贫困问题才能持久解决。

　　“搬迁后扶工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王正谱说，脱贫人口大规模聚集，给产业就业、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带来严峻挑战。实际居住在安置点的人员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发展产业能力弱，就业技能比较低，促进增收难度大，搬迁进城后刚性支出反而明显增加，加大了返贫风险，绝不能盲目乐观。

　　令人欣喜的是，搬离大山后，脱贫民众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2019年3月，贵州省织金县23岁的秦姣姣一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到了惠民街道恒大社区，秦姣姣的父母秦远夫妇通过街道就业服务中心发布的就业信息，与前来招工的江苏某企业对接上，春节后同去江苏打工。现在夫妻俩每月有6000多元的收入，生活彻底改变。

　　2019年，谢小元一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江西省于都县岭背镇桂林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住上了新房。搬出后，谢小元及妻子谢春华到附近的扶贫车间上班，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日前谢小元又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房地产中介卖房，并利用空余时间做起了直播带货，在某视频号上拥有了数千粉丝，“已经有几个商家找过来，准备为乡亲们带货”，谢小元夫妇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脱贫攻坚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易地扶贫搬迁，下一步最难的也是这部分人的后扶问题”，王正谱说。

　　王正谱强调，搬迁后扶工作任务重、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来不得半点虚空，一定要下足绣花功夫，积极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